在法律措施方面，要保证管用。
[5]朱全宝、吴传毅：《城镇化视域下的迁徙自由权检视——基于农民主体的分析》，《理论与改革》2013年第6期。[2]三是将迁徙自由作为经济自由看待，认为迁徙自由是人们经济贸易往来的基础和前提。
摘要: 迁徙自由具有不同于其他宪法权利的深层宪法内涵：形式意义上的人身自由和实质意义上的平等权。州政府希望通过这项立法能够避免州财政之支出，不至于使许多临时出现的移民来申请补助。[19]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系列的判决可知，法院迄今仍是以平等权原则（美国宪法第四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）为宪法依据，以保障外州民与本州民具有相同的基本权利，进而肯定公民在联邦境内享有迁徙自由权。（2）为防卫产生对联邦或一邦生存及自由民主秩序之急迫危险时。诚然，不论从学术研究还是法治实践看，迁徙自由都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，但围绕迁徙自由的相关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厘清和有力的回应。
既有迁徙自由的宣示，亦有迁徙自由的限制。[31]胡正昌、李云霖：《公民图像：基本权利立法保障的返视、反思与展望——纪念我国1982年宪法颁布30年》，《政治与法律》2012年第12期。该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，大致概括了法院对行政的司法审查范围与标准。
(二)司法化是对行政权的有效控制 历史上，我国传统上的行政权力与君主权力具有渊源关系，行政权力实际上是君主权力的派生与延伸，因此，我国行政权力的遗传上始终没有受拘束与受控制的法治基因。综合来看，行政司法化集中表现在： (一)行政判断的司法化 司法权以判断为本质内容，是判断权。之后，农业部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上述原则，专门出台了《农业行政许可听证程序规定》(2004年)。于是，为了保证行政过程与结果的公平公正，行政主体展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司法化，其体现在行政执法机关的相对独立性，以及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技艺化。
这主要适用于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羁束行政权。制度用语刻意避免司法色彩，造成理解和认同的困难。
(19)参见王胜俊：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〉实施情况的报告——2013年12月23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》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》2014年第1期。虽然在相关文献中，作者普遍认为目前中国公民法律意识是淡薄的，但针对行政纠纷，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事实上已不是那么淡薄。因为，在这样一个公民积极参与的社会中，公共官员(行政主体)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是服务的直接供给者，而是调停者、中介人甚或裁判员。在我国市场经济领域的商标复审、专利复审、反垄断执法等司法化的行政裁决制度也得以逐步发育。
根据我国宪法规定，国家的行政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，都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，这就是人大监督下的一府两院制度。1946年美国制定了《联邦行政程序法》，而德国、日本分别于1976年、1993年出台了《行政程序法》，法国于1979年颁布了《说明行政行为理由及改善行政机关与公众关系法》。(3)参见周安平、刘惠贵：《关于人大个案监督制度的批判》，《中国司法》2006年第11期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如果坚持由法院统一审理和裁决行政纠纷，势必会造成这类案件的大量积压和时间拖延，甚至会出现较多的审理难度甚或产生误判。
倘若有所偏私或采用所谓的歧视性判断，那么该行政机关判断结果的公正性则无从谈起。后来，美国将三权分立思想固定在本国宪法中，法国大革命也实践了上述启蒙思想。
毋庸讳言，在当下中国，不在少数的民众信访不信法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行政复议司法化将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，并导致行政成本增高。
但是，本文后面的分析表明，行政司法化并不会与行政效率相冲突，也不会漠视行政的效率价值，其实质是追求公正与效率二元价值之间的一种平衡。因此，针对我国行政浓厚的权力本位色彩，行政司法化重在健全诸如听证、回避、质证、抗辩等正当程序。例如，英国的法院就比较注重行政机关在认定事实方面的原创作用，主动降低事实方面审查强度。法律事实一般是由证据来支持的，因此，在行政诉讼中，法院针对行政机关的事实认定，一般不再重新审查并以自己的司法判断替代，只要是印证该事实的证据，达到合理的强度，一般就予以确认。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《2012年全国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案件统计分析报告》显示，当年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110543件。吊诡的是，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《行政复议法》实施情况的检查结果显示，接受检查的15个省份1407个县中，在2011年和2012年，分别有306个县和277个县竟然没有办理过行政复议案件，有的县甚至从《行政复议法》实施14年以来，没有办理一起行政复议案件。
同时，这些规定也能防止行政相对人滥用行政资源，故意拖延诉争而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。注释: (1)需要说明的是，关于行政司法化，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行政权出发或从不同的视角，提出了多种称谓：(1)行政复议司法化，参见周汉华主编：《行政复议司法化：理论实践与改革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。
其中比较典型的事例，参见万静：《以拆违名义拆迁将架空新拆迁条例——违法建筑谁来调查认定并强拆无章可循》，《法制日报》2011年8月29日，第6版。一般来讲，效率是行政权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，因而行政司法化要关照到行政效率。
现在，学者们普遍将之理解为：当政府失去公信力之时，不论其说真话还是假话，做好事抑或坏事，都会被视为说假话、做坏事，而引起民众的厌恶。但是，这些县级政府的年信访数量少则三四百件，多则上千件。
再看，我国《土地承包法》第51条规定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，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，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，乡(镇)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。该方式打破了原有的命令——服从式行政管制一统天下的局面。(21)参见丁煌：《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精要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428页。虽然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划分是基于权力分工理论，但是问题在于：权力分工的理论与实践，并没有彻底划定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边界，二者并非泾渭分明。
(11)例如，《海关行政复议办法》(2007)第5条明文规定并鼓励：专职从事海关行政复议工作的人员参加司法考试，通过法律职业资格的海关工作人员可以优先成为行政复议人员。当事人申请受理、举证质证、撤回申请、主动和解等显示司法被动性的过程，不断出现在行政行为的链条之上。
例如，出台统一的《行政裁决法》、《行政仲裁法》、《行政调解法》等，来提升行政司法化法律依据的层级，解决其上位法少、依据分散、体系化不够、地方法制不统一的问题。有数据表明，有的地方政府行政复议在案件受理数上已经接近三倍于行政诉讼。
(12)参见申东：《银川试点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复议权》，《法制日报》2013年9月24日，第3版。还有，湖南、安徽、北京等地方政府(法制办)陆续出台了行政执法(案卷)标准，采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，设定了举证、质证、认证规范。
以程序主义为进路的控权，容易导致行政自由裁量的僵化，影响行政效率。如何避免这两个角色发生利益冲突，确保公正，乃是行政程序设计上的一项普遍的考虑。当事人不愿协商、调解或者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可以向农村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，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但是，有些地方行政司法化的举措存在形式化倾向，一味关注司法化的程序，忽视司法化的节制。
例如，2013年，湖北省各级行政复议机构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3598件，而当年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应诉案件1335件。(10)这种折中方案可以让行政复议案件摆脱原行政机关的驾驭，有利于复议委员会作出公平、公正的行政处理行为。
(2)这从具有纠纷解决与行政救济二重功能的行政复议案件受理数量上，可以窥见一斑。(17)关于这方面的研究，参见胡建淼主编：《公权力研究——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》，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282-285页。
该国宪法确立的议会至上原则，让议会的立法权凌驾于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上，也没有全面划清议会与行政、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边际，与现代分权理论不符。例如，英国推出的行政裁判所制度，其主要采用的审理模式是当事人主义而非职权主义。
